行将千僖轮回之际，回望百年沧桑，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性巨变，于世道人心，于书界文坛，却原来也是波涛接着泡沫，潮汐随着悲欢，春华连着秋实。惊鸿一瞥，人们好像通过这文学的、也是灵魂的殿堂半启半闭的门一样，看到了圣坛上那些精致的瓷雕和美丽的纹路，即信仰、希望和梦想；看到了石阶上那些冰凌的刻痕和滴血的印迹，那是慨叹、焦虑与苦斗。走过50年，我们的文学有多少狂热与悔恨，有多少醒悟与寻觅，有多少含泪的微笑与承诺的沉重，然而，我们用更多的汗水浇灌的这棵生命之树，毕竟历尽风雨的磨洗而成长起来了。
逝川依稀可念。我记得，开国之初的上海，在那条著名的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上，书市经过清扫而相对寥落，一辈子教书的父亲领我买到“万有文库”的几本小册子，还有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和丰子恺的《护生集》，使贫苦童年获得了最大的满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在徐家汇的书摊上买到《洋铁桶的故事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新人物的新传奇让我开始看到新的文学世界。然而，新中国文学作品的总量在1950年才不过156种，数得上的文艺刊物只有18种。50年过去了，今天才称得上是琳琅满目的文学世界：作品总量达到15000种，翻了百倍；刊物达500多种，遍布东西南北中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1950年只出版3种，至1999年兄弟民族图书出版总量则超过4000万册。共和国的文学事业，真可谓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，绝非有些人所说的“文化空白”或“文学走向断裂与死亡”。
“衰落”与“振兴”、“凋零”与“繁荣”、“滑坡”与“浪潮”等等字眼，常被人们运用于共和国50年文学观察之中。在我看来，50年作为相对完整的时段，文学也是一个整体。如果站在山巅于苍烟夕照返观50度文学春秋，那么，不必把平行的后果、海市蜃楼的幻象、话语的变异和思潮的转换等等使文学艺术得以生产与传播的运动，都当成涨落。自天而降的雨并不曾为大海添加一滴水，海水在远处上涨才在近滩下降。文学之作为文学，其本身的变化，乃是美的事物、真实的力量作用于人们心灵的起伏波动。文学家把理想运用于真善美的事物上，用牧歌琴音驱除凶蛮之性；作者和读者的心灵，也因经历多次变革的挖掘而丰富，那不可餍足的对光荣与梦想的渴望，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牵挂。这一切，都使共和国文学对当代的事件作出了或光辉或阴暗的有效演绎，而在丰富多采的杰作那里，总会聚集寻找精神食粮的灵魂。
如此来看50年的文学世界，艺术有其自己的季节、自己的云彩，也有自己的缺损，乃至突如其来的翳障。形象一些说，50年文学风雨路，我们大致走过“春望期”、“冬眠期”和“复苏期”三个季节。“春望期”始于50年代弃旧从新的社会转型。那是一个艰苦奋斗而又单纯天真的季节。文学界弥漫“早春情调”，颂歌与战歌交替变奏。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文学创作的渗透，赋予文学以昂奋、激越的品格。我们的作家诗人为全社会贡献了《保卫延安》《红旗谱》《铁木前传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致青年公民》等一批不无欠缺却是大气盘旋的作品。自然，在“春望期”，将一种文学理念视作历史的神圣并呈示单一性和排它性的特征，且用以大一统地规范各类作家和多样创作，未必符合文学的内在规律。从反右斗争的失误、大跃进的狂热发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，十年浩劫使文学进入“冬眠期”。高于一切的政治斗争酿成文学地表一片荒芜，即便如此，文学依然有逆境中、夹缝间的顽强存在。《团泊洼的秋天》《回答》《智慧之歌》《华南虎》等等作品，正是地火在运行的佐证。尽管“文艺革命”的激进派营造了“八亿人民八个戏”的荒诞神话，但在文化资源复杂含混的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白毛女》等“样板”里，也因文化人、艺术家的介入，因对传奇性、观赏性以及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重，而使“打倒一切”的企图未能彻底实现。文学艺术血液的流淌，到了70年代末开始的“复苏期”，终因愈来愈自由的心态、独立的创造和开放的环境，催动我们的文学走向一体多元的格局，那就是：以中华民族的历史、苦难、命运、奋斗、理想为血脉，以母语思维与传达为本体，既有承传又有创新，既母性又多重，多民族、多样态、多语种、多变化的具有人文精神与艺术探索的当代新文学。本体为一、为和、为元气；万形则为多，为各有所长，为和而不同。这是我们为之付出无数代价而争取到的文学生态，无疑具有中国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。八、九十年代的文学复苏所获致的优秀成果，从《致橡树》《慈航》《亚洲铜》到《随想录》《干校六记》《文化苦旅》，从《芙蓉镇》《绿化树》《活动变人形》到《古船》《白鹿原》《红高粱家族》，从《旧址》《棋王》《长恨歌》到《尘埃落定》《第二十幕》等等，不啻是对文学的经典品格和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着力维护，是立足本土又面对世界发言的篇章。就这样，作为整体的共和国文学，有其过渡性和连贯性，一个深谷连着一个深谷，举凡有建树、有价值、有独创性的作品，都犹如星辰一般，通过发散它们的光芒而突破层云，穿过时空，在读者灵台引起温馨的思想上的共鸣。
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体，在它演进中必然会达到与时代共脉搏的形象。经由50年充满焦虑和渴念的奋取，我们至少在下列九个方面塑造了“共和国文学”自己的形象，即：题材与体裁的新开拓；主题与思想的新境界；人物形象的新典型；风格与形式的新发展；创作队伍的新面貌；受众广泛的新环境；民族文学的新生机；理论批评的新突破；文学交流的新景观。这是一个印有冬天的雪痕和留下春天的记忆的形象，是一个度过颠踬顿踣终于通向阳光地带的形象。可以告慰新文学先驱们的是，他们当年所寻寻觅觅的文学理想和美学目标，许多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，而且被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向前推进了。
开国之初，堪称国家级的作家计有401位，迄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达6647人，加上各地分会会员，全国专事创作者超过了两万。这支几代同堂的文学大军，半个世纪以来前仆后继，咨嗟咏叹于国家民族之忧乐，寄怀纵目于河山风景之兴替，履践着自认的庄重使命，经历着“火浴”的苦苦煎熬，以各自不同的作品折射和印证流年风雨的人情世态。然而，作家的真诚与良知，作家对于感时忧国与艺术探求的双重承担，本应在历史的行进中得以凸显而事实上并不尽如人意。人们往往过多地从客观上怪怨当初思想／文学改造的严酷情势或近期商品／市场潮流的无情压迫，或许我们也需要从自身寻找与正视缺憾。在当年两极对立的政治局势和思维方式升温之时，一些“跨时代”的老作家为何鲜有独立特行的坚持；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中，普遍的“偏食”造成了古今汇通、中西无碍方面的局限；在新时期涌现的一代文学新人中，国学根基的削弱与文学训练的松散，后劲不足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。我们该有一种反省中的清醒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至今还感念鲁迅、呼唤鲁迅，一个民族太需要像他那样愤世嫉俗勇于立言的精神战士，一个文坛也太需要像他那样兼具人生体验、丰厚学养和艺术才情的文学大师。或许今天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三五年”，但鲁迅永远不会冷却。
50年文学风雨历程，八千里路云月文心依旧。一道庄严的落幕，一个前瞻的开端。此时此刻，··我们的关键词依然是寻找——寻找于全球化潮流中坚持本土文化立场的策略，寻找利用和开掘东方人文资源、人文智慧的路径，寻找顺应时代潮流的临界点与文化切入点，寻找文学想象和创造性思维的新空间，寻找处理艺术虚构和达臻极致的突进力，寻找和“大师”对话的可行性。无论如何，半个世纪的成就使我们感奋，正面的或负面的经验都是一种财富。也还会有困惑与彷徨，却更有焦灼与寻觅，更有坚实的脚印。“群星灿烂”和“文学巨人”的并肩，在未来的岁月是可望又可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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